新高考改革方案最根本的變化是將學生的綜合素質評價納入大學招生環(huán)節(jié)，從原有的以高考成績?yōu)槲ㄒ讳浫∫罁優(yōu)?ldquo;兩依據，一參考”，也就是以統(tǒng)一高考成績和高中學業(yè)水平考試成績?yōu)橐罁?，參考綜合素質評價，逐步實行“三位一體”的招生錄取模式。然而，為什么要實行綜合素質評價？大學招生時怎樣參考綜合素質評價？不但考生和家長感到茫然，就連大學招生機構甚至是政府決策部門也沒有給出明確具體的說明。方向和原則有了，在實踐中到底如何操作呢？

　　大學招生實行綜合素質評價自有其理論依據。大量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在一個人成長成才的過程中，情感、意志、興趣、性格、需要、動機、目標、抱負、信念、世界觀等非智力因素不容忽視，甚至起到了超越智力因素的決定性作用。即使是注意力、觀察力、想象力、記憶力、思維力和創(chuàng)造力等智力因素也不一定能夠通過統(tǒng)一的入學考試成績體現(xiàn)出來。令人印象尤為深刻的是，學生在中學參加課外活動的程度往往與他（她）們在大學時各類技能的自我評價以及進入大學后的學習投入性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關系。正因為此，美國大學特別是最頂尖的研究型大學普遍實行了招生的綜合評價模式。正如美國維克森林大學招辦主任Martha Allman所說，“我常常認為大學錄取過程是‘藝術性高于科學性’的過程。大學必須要錄取達到學業(yè)要求的學生，但自此之后，招生就是組建包括不同背景的一屆學生，以此完成大學的教育任務，豐富大學校園氛圍。后面的這個過程常常又帶有主觀性。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認為有一些非常強的指標可以作為我們評價學生素質的標準，學生也可以通過努力使之更趨完善。”

　　這些理念和理論都沒錯，但它們會引起錯覺。最嚴重的錯覺是，美國大學招生不看重學習成績，只看重非智力因素。一些人因此鼓吹，中國大學也應當招收一些學習成績不高但其他方面素質很優(yōu)秀的學生。恰恰相反的事實是，美國頂尖大學招生時的首要標準就是學業(yè)成績，只是這個成績并不僅僅指的是SAT或ACT的成績而已——那也只不過是因為，大量的實證研究表明，SAT和ACT等入學成績和大學一年級的學習成績相關性較小。實際上，在最近的20年里，高中課程和成績、AP課程以及SAT（ACT）成績在美國大學招生中的重要性始終位居前三位。

  既然如此，美國大學招生為什么還要實行綜合素質評價呢？除了看得見的非智力因素的重要作用之外，是否還有其他同樣甚至更為重要的影響因素呢？

　　美國是世界上實行大學招生綜合素質評價的典型國家，同時它也是一個實用主義哲學盛行的國家。美國人所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會追求明確的目標和實際效果。只不過，其效果有短期和長期的區(qū)別而已。實際上，綜合素質評價是和美國社會結構的變遷、美國大學的發(fā)展，特別是美國大學招生的歷史進程緊密相連的。脫離了這些歷史文化背景，我們就不可能完整準確地理解綜合素質評價在美國大學招生中的地位和作用。

　　美國大學招生并非從一開始就實行綜合素質評價。20世紀以前的美國大學招生毫無章法和規(guī)矩可言，入學標準只有一個：錢。那時的大學，只面向權貴和有錢人的子弟開放，窮人家的孩子是沒有能力接受大學教育的。這一點源于當時美國大學的定位和高等教育的目標。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等殖民地時期建立的大學在建校初期的主要任務是培養(yǎng)牧師。因此，大學錄取學生的學業(yè)標準是學生能夠閱讀古典拉丁語，畢業(yè)要求是學生能用拉丁語闡釋《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在此后的大約 200 年里，也就是從 17 世紀中期到 19 世紀中期，美國大學的任務主要集中在教學上，授課內容則包括修辭學、語法、數學和古典語言等。顯然，這些課程都是面向有錢人的。窮人家的孩子連溫飽尚且解決不了，哪里還談得上運用拉丁語去闡釋經典呢？

　　然而，伴隨著美國大學的辦學任務逐步由教學科研向社會服務的演化，特別是新工業(yè)革命的飛速發(fā)展創(chuàng)造出了無數就業(yè)崗位，只有接受過高等教育的精英才能承擔，而權貴和有錢人的生育速度和能力遠遠無法滿足這樣的需求，必須要吸收新的社會階層進入大學。有錢沒錢容易區(qū)別，對于那些沒錢的學生，又該如何區(qū)分誰可以進入大學而誰不行呢？考試制度由此而生——大學通過入學考試成績來錄取學生。然而，新的問題出現(xiàn)了。那些家庭經濟條件優(yōu)越的學生，可以憑借著從一出生就享有的優(yōu)質教育資源從而在考試中遙遙領先。單純依賴考試成績入學會形成新的等級制和世襲階層，從而引發(fā)社會動蕩。特別是二戰(zhàn)之后風起云涌的民權運動，使大學招生的公平公正成為一個全社會廣泛關注的問題。為了應對和緩解日益嚴重的社會壓力，美國大學才設計出一套全新的招生錄取辦法，不完全依賴考試成績，還要參考除成績之外的其他素質，特別是關注申請學生的家庭背景和接受基礎教育的環(huán)境和條件，尋找社會弱勢群體的潛在優(yōu)勢。這就是綜合素質評價的由來。只有通過這一方式，大學才能把那些由于出身條件限制而無法在考試中取得優(yōu)異成績但其自身又的確非常優(yōu)秀的學生錄取進大學校園。

　　真正迫使美國頂尖大學建立招生綜合評價體系的重要社會因素是美國歷史上的“反移民運動”和解決所謂“猶太人入侵”問題。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大批東歐的猶太人如潮水般涌入美國境內。由于猶太人歷來重視教育，他們在考試中往往遙遙領先。如果單純依賴考試成績作為大學錄取的唯一依據，就會導致校園內的猶太人數量過多。事實上，在20世紀20年代，哥倫比亞大學的猶太人比例曾經高達40%，以致于有人悲嘆，“猶太人已經毀了哥倫比亞。”在優(yōu)質教育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猶太人多了，其他族裔的人就少了，特別是擠占了傳統(tǒng)的WASP（白種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入學資格。“如果不加以認真對待，WASP精英可能最終會選擇放棄一所大學。”在這種情況下，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等頂尖大學開始放棄以客觀考試成績?yōu)檎猩浫藴实膫鹘y(tǒng)，而代之以實行一種以主觀評價“個性和品行”——這些“個性和品行”被認為是猶太人所缺乏但幾乎所有高層次的新教徒都具有的品質——為標準的錄取辦法，同時保留了在錄取未通過考試的學生時所需要的自由裁量權，從而有效地抵御了“希伯來人入侵”。事實上，在最近的一百多年的歷史中，美國大學的入學決定到底是如何做出的，這既是一個核心機密，同時也非常敏感。除了招生委員會的成員外，外人無從得知，大學也無需對社會做出解釋。當然，所有這些做法都掩蓋在非智力因素對人的成長成才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等“高大上”的合法理由之下，也并非所有的頂尖大學都同時采用了這一體系。實際上，美國最著名的公立大學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直到成立一百多年后的2001年才開始實施目前的綜合評價錄取制度。這一時點只不過比中國大學開始自主選拔錄取改革的時間早了僅僅兩年而已。

　　時至今日，這套盛行于美國各頂尖大學的招生綜合評價系統(tǒng)依然殘存著當初應對“猶太人入侵”的歷史印記，但隨著時代的發(fā)展，它憑借著當初設計者所植入其中的自由裁量權和模糊性——往往無法量化——賦予了美國頂尖大學充分的自由，讓它們能夠通過決定錄取或是拒絕學生的行動來更有效地回應外界環(huán)境的變化。更為重要的是，上述因素往往交織在一起，不會截然分開。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沒有哪一所大學的哪一個人會有意識地區(qū)分到底是哪一個因素對最終錄取產生決定性作用。近年來，隨著越來越多的中學生申請美國大學，我們對美國大學招生的體制也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我們所看到往往只是美國大學招收國際學生的情況。實際上，美國大學招收國際學生和本土學生的辦法和標準是完全不同的，正如中國大學招收留學生和國內學生的標準和辦法也不一樣。美國大學招收國際學生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增加生源的多樣化。所以，越是表現(xiàn)出和美國本土學生不一致的中國學生，就越容易被錄取。如果一致了，它怎么還會有興趣呢？本土學生的數量已經足夠了。

　　美國頂尖大學招生實行綜合素質評價的歷史、文化和背景與中國完全不同。我們不能拿美國已經發(fā)展了一百多年之后的情況作為參照系。今天，我們所面臨的嚴峻挑戰(zhàn)是，在完全以高考分數為唯一錄取依據的情況下，學生的創(chuàng)造力和創(chuàng)新精神正在被扼殺，價值觀及美育、體育教育正在被邊緣化，以及由于城鄉(xiāng)基礎教育水平的差異，家庭經濟條件正在決定著新的不平等的入學機會，等等。因此，中國大學實行招生綜合素質評價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必須要立足于我們當下所處的時代和所面臨的問題，有針對性地設計新的綜合評價體系。如果不能深刻地意識到這一點，只是簡單地移植美國大學的招生綜合素質評價體系，非但不能解決原有的問題，還可能引發(fā)更多的復雜問題，反而會陷入“越改越亂”的境地。那樣的話，還不如不改。